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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5章


“你让我感到很骄傲,”她说,举杯和我碰了一下,“叔叔也一定会为你骄傲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我说,想起爸爸,希望他地下有灵。

        等到夜阑人静,索拉雅入睡——酒精总是让她睡意蒙眬——之后,我站在阳台,吸着冰凉的夏夜空气。我想起拉辛汗,还有那鼓励我写作的字条,那是他读了我写的第一个故事之后写下的。我想起哈桑。总有一天,奉安拉之名,你会成为了不起的作家。他曾经说。全世界的人都会读你的故事。我生命中有过这么多美好的事情,这么多幸福的事情,我寻思自己究竟哪点配得上这些。

        小说在第二年,也就是1989年夏天出版,出版社让我到五个城市签售。就在那年,俄国佬的军队从阿富汗撤得干干净净。那本来应该是阿富汗人的光荣。可是,战乱继续,这次是内战,人民圣战者组织【Mujahedin,1979年在美国的帮助下成立的民族激进组织,抗击苏联军队;后来成长为阿富汗重要的政治势力】和纳吉布拉【Mohamed  Najibullah(1947~1996),1987年出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,1992年辞职】傀儡政权之间的斗争。阿富汗难民依旧如潮水般涌向巴基斯坦。就在那一年,冷战结束,柏林墙倒塌。在所有这些之中,阿富汗被人遗忘。而塔赫里将军,俄国人撤军曾让他燃起希望,又开始给他的怀表上发条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也就是在那一年,我和索拉雅打算生个孩子。

        想到自己要当父亲,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。我又害怕又开心,又沮丧又兴奋。我在想,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父亲呢?我既想成为爸爸那样的父亲,又希望自己一点都不像他。

        但一年过去了,什么都没发生。随着月经一次次如期而至,索拉雅越来越沮丧,越来越焦躁,越来越烦恼。等到那时,原先只是旁敲侧击的雅米拉阿姨也变得不耐烦了。“好啦!我什么时候能给我的孙子唱摇篮曲啊?”将军永远不失普什图人风范,从来不过问——提起这些问题,意味着试探他女儿和一个男人的性生活,尽管这个男人跟他女儿结婚已经超过四年之久。但每当雅米拉阿姨问起孩子,让我们难为情的时候,他总是眼睛一亮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有时生孩子需要花一点时间。”某天夜里我对索拉雅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一年了,可不是一点时间,阿米尔!”她冷冷说,声音完全像变了一个人,“肯定有问题,我知道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那么我们去看看大夫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罗森大夫大腹便便,脸蛋圆润,一口细牙齿相当整齐,说话稍微带点东欧口音,有些像斯拉夫人。他对火车情有独钟——他的办公室到处都是跟铁路历史有关的书籍、火车头模型,还有各种照片:铁轨上的火车穿过如黛青山或者桥梁。他的桌子上方悬挂着一条标语:生命如火车,请上车。

        他替我们出谋策划。我先做检查。“男人简单些。”他说,手指在红木办公桌上轻轻敲打。“男人的管道就像他的头脑:简单,很少出人意外。你们女士就不同了……这么说吧,上帝造你们的时候花了很多心思。”我怀疑他是不是碰到每对夫妇,都要扯这套管道理论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们真幸运。”索拉雅说。

        罗森大夫大笑,不过笑声听上去很假。他给我一张测试纸和一个塑料罐,要求索拉雅定期做血检。我们握手作别。“欢迎上车。”他说,请我们出去。我通过了测试。

        接下来几个月,索拉雅不断做检查:基础体温,抽血检查每一种所能想像得到的荷尔蒙,某种叫“子宫黏液测试”的检查,超声波,更多的血检,更多的尿检。索拉雅还接受了“宫腔镜”检查——罗森大夫将显微镜插进索拉雅的阴道,进行检视,他没发现异常。“管道很干净。”他一边脱掉橡胶手套,一边宣布。我希望他别这样称呼——我们又不是浴室!检查统统结束之后,他解释说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怀不上小孩。而且,很显然,这并不罕见。这叫“原因不明性不孕症”。

        接下来是治疗期。我们服用一种叫“克罗米芬”的药物,索拉雅还定期给自己注射“尿促性素”。这些全没效,罗森大夫建议我们考虑体外受孕。我们收到一封来自“健康维护组织”【Health  Maintenance  Organization,美国的预付费医疗组织,最初出现于20世纪30、40年代之间,1973年美国通过《健康维护法案》,自此这种医疗保障制度得到全国性的法律支持。参与HMO的人通常预先支付若干费用,即可得到免费医疗和康复服务,但某些特殊的病情除外,如小说中的体外受孕】的信函,措辞礼貌,祝我们好运,并说恕不替我们支付那笔费用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动用我那本小说的预付金支付了治疗费用。体外受孕繁琐冗长,令人沮丧,最终也没有成功。好几个月在候诊室翻阅诸如《时尚好管家》、《读者文摘》之类的杂志之后,穿过无数纸袍、走进一间间点着荧光灯的冰冷无菌检查室之后,一次次屈辱地跟素昧平生的人谈论我们性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后,无数次注射、探针和采集精子之后,我们回去找罗森大夫和他的火车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坐在我们对面,用手指敲着桌子,第一次用了“收养”这个字眼。索拉雅一路上哭着回家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最后一次去拜访罗森大夫之后那个周末,索拉雅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她父母。我们坐在塔赫里家后院的烧烤椅子上,烤着鳟鱼,喝着酸奶。那是1991年3月的某个黄昏。雅米拉阿姨已经给她的蔷薇和新种的金银花浇过水,它们的芳香混杂着烤鱼的味道。她已经两次从椅子上伸出手,去抚摸索拉雅的头发。“只有真主最清楚。我的孩子,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索拉雅一直低头看着她的双手。我知道她很疲累,厌倦了这一切。“大夫说我们可以收养一个。”她低声说。

        听到这个,塔赫里将军抬起头来,给烤炉盖上盖子。“他真的这么说?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他说那是个选择。”索拉雅说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家里我们已经就收养交换过意见,索拉雅并不想那么做。“我知道这很蠢,也许还有些虚荣,”在去她父母家的途中,她说,“可是我止不住这个念头。我总是梦想,我可以把孩子拥在怀里,知道我用血水养了他九个月,我梦想有一天,我看着他的眼睛,吃惊地看到你或我的影子。我梦想那婴儿会长大成人,笑起来像你或者像我。如果没有……这有错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没有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很自私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不,索拉雅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因为如果你真的想那么做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不,”我说,“如果我们打算那么做,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动摇,并且,我们的意见必须一致。要不然对孩子不公平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把头靠在车窗上,在剩下的路程中一言不发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将军坐在她身旁:“我的孩子,关于收养……这件事,我不知道对我们阿富汗人来说是否合适。”索拉雅疲惫地看着我,幽幽叹气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首先,他们长大成人,想要知道亲生父母是谁,”他说,“你们对此不能抱怨。你们操劳多年,所做全为了他们,有时候,他们会离家出走,去寻找给他们生命的人。血缘是最重要的,我的孩子,千万不能忘记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。”索拉雅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再说一件事。”他说。我察觉到他激动起来了,我们听到将军的一番高谈阔论:“这里就拿亲爱的阿米尔来说吧。我们都认得他的父亲,我在喀布尔之时,便认得他的祖父是什么人,还认得他的曾祖父。如果你们问起,我可以坐下来,细数他好几代祖先。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爸爸——真主保佑他安息——前来提亲,我不假思索就应承的原因。而且,相信我,如果他的爸爸不了解你祖上的历史,也不会要你当他的媳妇。血缘是最重要的,我的孩子,你们收养别人的时候,根本不知道将谁的血带进家门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现在,如果你们是美国人,这不成问题。这里的人们为了爱情结合,家族和祖辈根本不起作用。他们收养孩子也是这样的,只要婴儿健康,每个人都很高兴。但我们是阿富汗人,我的孩子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鱼烤好了吗?”索拉雅说。塔赫里将军眼睛盯着她,他拍拍她的膝盖。“高兴点吧,就为你身体健康,还有个好丈夫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你怎么想呢,亲爱的阿米尔?”雅米拉阿姨问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把酒杯放到架子上,上面一排天竺葵滴着水。“我同意将军大人的看法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将军很满意,点点头,走回烤架去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都有不收养的理由。索拉雅有她的理由,将军有他的理由,而我的理由是:也许在某个地方,有某个人,因为某件事,决定剥夺我为人父的权利,以报复我曾经的所作所为。也许这是我的报应,也许这样是罪有应得。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。雅米拉阿姨说。或者,也许事情注定是这样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几个月后,我们用我第二部小说的预付款作为最低首期付款,买下一座漂亮的维多利亚式房子,有两个卧房,位于旧金山的巴诺尔山庄。它有尖尖的屋顶,硬木地板,还有个小小的后院,尽头处有一个晒台和一个火炉。将军帮我重新擦亮晒台,粉刷墙壁。雅米拉阿姨抱怨我们搬得这么远,开车要一个半小时,特别是她认为索拉雅需要她全心全意的爱护和支持——殊不知正是她的好意和怜悯让索拉雅难以承受,这才决定搬家。

        有时候,索拉雅睡在我身旁,我躺在床上,听着纱门在和风吹拂下开开关关,听着蟋蟀在院子里鸣叫。我几乎能感知到索拉雅子宫里的虚空,它好像是个活着的、会呼吸的东西。它渗进我们的婚姻,那虚空,渗进我们的笑声,还有我们的交欢。每当夜阑人静,我会察觉到它从索拉雅身上升起,横亘在我们之间。像新生儿那样,睡在我们中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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