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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0章


迷迷糊糊间,我看见一些面孔,停留,又退去。他们弯身望着我,问我问题。他们统统在问。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吗?我身上哪里发痛吗?我知道我是谁,我浑身发痛。我想告诉他们这些,可是痛得无法开口。这些我从前就知道了,也许是一年前,也许是两年前,也许是十年前。我想和一个脸抹胭脂、眼涂黑影的男孩说话。那个孩子。是的,我现在看见他了。我们似乎在轿车里面,那个孩子和我,而我知道开车的不是索拉雅,因为她从来不开这么快。我想跟那个孩子说话——似乎跟他说话是顶要紧的事情。但我忘了自己想说什么,或者为什么跟他说话那么重要。也许我想告诉他,让他别哭了,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也许不是。由于某种我说不上来的原因,我想谢谢那个孩子。

        面孔。他们全都戴着绿色帽子。他们进进出出。他们说话很快,说的语言我不懂。我听见别的声音,别的噪声、哔哔声和警笛声。总有更多的面孔,俯视下来。我谁也记不清了,只忆起一张面孔,头发和克拉克·盖博式的胡子上有喱水,帽子上有非洲地图似的污迹。肥皂剧之星。那很好笑。我现在就想笑。但发笑也会疼痛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昏过去。

        她说她叫艾莎,“跟先知的妻子一样”。她头发有些灰白,从中间分开,扎着马尾辫;她的鼻子穿着太阳形状的扣子。她戴着眼镜,双眼看上去突出。她也穿绿色衣服,她的手很柔软。她看着我凝望她的笑容。用英语说话。有东西插进我胸膛一侧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昏过去。

        有个男人站在我床边。我认识他。他皮肤黝黑,又高又瘦,胡子很长。他戴着帽子——这些帽子叫什么名字来着?毡帽?帽子斜斜戴在一边,像极了某个我现在想不起来的著名人物。我认识这个男人,几年前,他开车送我到某个地方,我认识他。我的嘴巴不对劲。我听到一阵泡泡的声音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昏过去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右臂灼痛。那个戴着眼镜和鼻子穿着太阳状扣子的女人弯身在我的臂膀上,插进一根透明的塑料管子。她说那是“钾”。“好像被蜜蜂叮了一下,对吧?”她说。确实是。她叫什么名字?似乎和先知有关。我也认识她好几年了。她过去常常扎着马尾辫,现在它朝后梳,挽成发髻。我和索拉雅初次交谈的时候,她也是这个发型。那是什么时候?上个星期吗?

        艾莎!想起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我的嘴巴不对劲。那东西插进我的胸膛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昏过去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在俾路支的苏莱曼山,爸爸在跟一只黑熊搏斗。他是我小时候的爸爸,飓风先生,高如铁塔,孔武有力,是典型的普什图人;不是盖着毛毯那个委靡的人,不是那个脸颊深陷、眼神空洞的人。他们,爸爸和黑熊,在一片绿草地来回翻滚,爸爸棕色的卷发飘扬着。黑熊吼叫,或许那是爸爸的叫声。唾沫和血液飞起,熊掌和人手相击。他们倒在地上,发出巨响,爸爸坐在黑熊的前胸,手指插进它的鼻孔。他抬头望向我。他是我。我在和黑熊搏斗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惊醒。那个瘦长的黑汉子又在我床边。他叫法里德,我现在想起来了。我和他还有一个男孩在车里。他的脸让我想起了铃铛声。我口渴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昏过去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不断清醒了又昏过去。

        原来那个有着克拉克·盖博胡子的男人叫法鲁奇大夫。他根本不是肥皂剧明星,而是一个专治颅颈的外科医师。不过我总是把他当成阿曼德,某出背景设在一个热带岛屿的肥皂剧的主角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在哪儿?我想问,但无法张口。我皱眉,呻吟。阿曼德笑起来,他的牙齿真白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还没好,阿米尔。”他说,“不过快了,拆了线就好。”他的英语带有浓厚的乌尔都语翘舌音。

        线?

        阿曼德双臂抱胸,他的小臂毛茸茸的,戴着一条结婚金链。“你肯定在想你在哪儿,发生什么事了。那很正常。手术后总是有这种茫然的状态。所以我会把我知道的告诉你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我想问他线的事情。手术后?艾莎在哪里?我想看见她的微笑,想拉着她柔软的手。

        阿曼德皱眉,扬起一道眉毛,看上去有点自以为是。“你在白沙瓦的医院。你在这儿两天了。你伤得很重,阿米尔,我得对你说。要我说,你能活下来真的很幸运,我的朋友。”他一边说,一边伸出食指,像钟摆那样来回晃动。“你的脾脏破裂,幸运的是,很可能是后来才破裂的,因为你的腹腔有出血的初期症状。我那些普通外科的同事已经给你做了脾切手术。如果它破裂的时间早一些,你也许会流血致死。”他拍拍我的手臂,插着输液管那边,露出笑脸。“你还断了七根肋骨,其中有根引发气胸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我皱眉,试图张开嘴巴,却想起有线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也就是说,你的肺被刺破了。”阿曼德解释说,他拉着我左侧的一根透明塑料管,胸腔又传来阵痛。“我们用这根胸管弥合裂口。”我顺着那根管子,看见它一头插在我胸前的绷带之下,另一头插在装着半罐水柱的容器里面。泡泡的声音就是从那儿传来的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你身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创口。也就是‘伤口’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我想跟他说我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,我是个作家。我想要张开嘴,又忘记缝着线了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最严重的创口在上唇。”阿曼德说,“冲击力让你的上唇裂成两半,从人中裂开。不过别担心,整容医师帮你缝好了,他们认为你会恢复得很好,不过那儿会有道伤痕。这可避免不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你左边眶骨组织破裂,就是你左眼眶的骨头,我们也替你修好了。你下巴的线要过六个星期才能拆,”阿曼德说,“在那之前,只能吃流食和奶昔。你会消瘦一些,而且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,你说话会像电影《教父》第一部里面那个阿尔·帕西诺一样。”他笑起来,“但你今天需要完成一项工作,你知道是什么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我摇摇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你今天的工作是排便。你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开始喂你吃流食。不见粪便,不给食物。”他又哈哈大笑。

        稍后,艾莎帮我换输液管,又善解人意地摇起床头。随后,我想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。脾脏破裂。牙齿脱落。肺被刺穿。眼眶裂开。当我看见窗台上有只鸽子啄食碎面包的时候,忍不住想起阿曼德或者法鲁奇大夫适才说过的话。冲击力让你的上唇裂成两半,他说,从人中裂开。从人中裂开,像兔唇那样。

        隔日,法里德和索拉博前来探望。“你今天知道我们是谁吗?你记得吗?”法里德半开玩笑地说。我点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赞美安拉!”他说,喜气洋洋,“不用再说废话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谢谢你,法里德。”我透过缝着线的下巴说。阿曼德说得对——我听起来确实像《教父》里面那个阿尔·帕西诺。而我的舌头让我大吃一惊:它伸过我赖以进食的牙齿原来所在的地方,却是空空荡荡。“说真的,谢谢你替我做的一切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他摇摇手,脸色有点尴尬:“别这么说,没什么好谢的。”我转向索拉博。他穿着新衣服,淡蓝色的棉布长袍,看上去尺寸大了一些,还戴着黑色的无边便帽。他低头看着脚,手里拨弄着床边弯曲的输液管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们还没好好地相互介绍呢。”我说,朝他伸出手,“我是阿米尔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他看着我的手,然后看着我。“你是爸爸跟我说过的阿米尔老爷吗?”他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是的。”我想起哈桑信里那些话。我告诉亲爱的法莎娜和索拉博很多次,那些我们过去一起长大、玩游戏、在街上追风筝的事情。听到我们过去的恶作剧,他们会大笑起来!“我也得谢谢你,亲爱的索拉博。”我说,“你救了我一命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他默默不语,没跟我握手。我把手放下,“我喜欢你的新衣服。”我低声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那是我儿子的。”法里德说,“这些衣服他穿不下了。我觉得它们穿在索拉博身上真好看。”他说索拉博可以跟着他,直到我们为他找到去处。“我们房间不够,但我能怎么办呢?我不能任他露宿街头。再说,我的孩子们也很喜欢索拉博。对吧,索拉博?”但那个男孩只是低着头,将线缠在手指上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一直想问,”法里德有点犹疑地说,“在那座屋子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?你和那个塔利班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?”

        “这么说吧,我们都是罪有应得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    法里德点点头,不再追问。我突然发觉,就在我们离开白沙瓦、前往阿富汗到现在,不知什么时候起,我们已经成了朋友。“我也有一直想要问的事情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什么?”

        我突然不想问,我害怕听到答案。“拉辛汗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他走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我的心一沉:“他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不,只是……走了。”他递给我一张折好的信纸,还有一把小钥匙。“我前去寻他,房东把这个交给我。他说我们走后隔日,拉辛汗也走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他去哪里?”

        法里德耸耸肩:“房东也不知道。他说拉辛汗留下那封信和钥匙给你,就走了。”他看看手表,“我得走了。走吧,索拉博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你能让他在这儿留一会吗?”我说,“迟点再来接他?”我转向索拉博:“你愿意留下来陪我一会儿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他耸耸肩,一语不发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当然,”法里德说,“做晚祷之前我会来接他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我的房间还有其他三个病人。两个年纪较大,一个脚上浇着石膏,另外那个患有哮喘,还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,刚割过阑尾炎。浇石膏那个老家伙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,他的眼睛来回看着我和那个坐在一张小矮凳上的哈扎拉男孩。我室友的家人——长罩衫光鲜的老太婆、孩子、戴无边便帽的男子——喧闹地在病房进进出出。他们带来炸蔬菜饼、馕饼、土豆饼和印度饭。偶尔还有人只是走进屋子,比如刚刚在法里德和索拉博来之前,有个高高的大胡子就进来过,身上裹着棕色的毛毯。艾莎用乌尔都语问他话,他不理不睬,自顾用眼光扫射房间。我认为他看着我的时间长得有点不对头。那护士又跟他说话,他只是转过身离开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你好吗?”我问索拉博。他耸耸肩,看着自己的手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你饿吗?那边的太太给我一盘饭,但我吃不下。”我说。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,“你想吃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他摇摇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你想说话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他又摇摇头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就那样坐了一会,默不作声,我倚在床上,背后垫着两个枕头;索拉博坐在床边的三脚凳上。我不知不觉睡着了,醒来的时候,天色已经有点昏暗,影子变长,而索拉博仍坐在我身边。他仍在看着自己的双手。

        那晚,法里德把索拉博接走之后,我展开拉辛汗的信。我尽可能慢慢看,信上写着:

        亲爱的阿米尔:

        安拉保佑,愿你毫发无损地看到这封信。我祈祷我没让你受到伤害,我祈祷阿富汗人对你不至于太过刻薄。自从你离开那天,我一直在为你祈祷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些年来,你一直在怀疑我是否知道。我确实知道。事情发生之后不久,哈桑就告诉我了。你做错了,亲爱的阿米尔,但别忘记,事情发生的时候,你还只是个孩子,一个骚动不安的小男孩。当时你对自己太过苛刻,现在你依然如此——在白沙瓦时,我从你的眼神看出来。但我希望你会意识到:没有良心、没有美德的人不会痛苦。我希望这次你到阿富汗去,能结束你的苦楚。

        亲爱的阿米尔,那些年来,我们一直瞒着你,我感到羞耻。你在白沙瓦大发雷霆并没错。你有权利知道,哈桑也是。我知道这于事无补,但那些年月,我们生活的喀布尔是个奇怪的世界,在那儿,有些事情比真相更加重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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