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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章 超越游戏规则


港片情结

        小时候我家住平房,一间间房子挨在一起的那种。有个邻居家条件不错,那时已经买了录像机和录像带,我没事就去他家里蹭着看。他养了一只海狸鼠,那是一只体型巨大的老鼠,它和电视屏幕上那些江湖爱恨、快意恩仇一起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相比之下,也不知道它们哪一个更具奇幻色彩。

       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典香港电影里,我最喜欢《英雄本色》还有《双龙会》,反复看了好多遍。周星驰的电影当然是居家旅行的必备佳品,只是当时没看懂《大话西游》,更喜欢的是《大内密探》——那时的我下意识觉得,周星驰的电影就是疯狂恶搞,让人大笑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当属《雷洛传》,刘德华在其中的一举手一投足,都成就了我心里对“帅”的最高定义。他是我知道的第一个明星,也是我一眼就“爱”上的偶像。他和爸爸有几分神似——都是浓眉大眼,梳起溜光水滑的背头时,简直耀眼到发光。小时候我还模仿过他在《五虎将之决裂》里最后一幕斗枪的情景,手枪在手指间翻转,之后是一阵“啪啪啪”的射击,干脆利落,意犹未尽。可惜我始终没法用玩具枪耍出电影里那种酷炫的效果来。

        汶川地震之后,我参加了成都区的义演,当天许多港台艺人都在现场,包括刘德华。我在流程单上看到他的节目就排在我的后面,所以在舞台入口候场时,一心希望能拖延几分钟上台,这样就可以见到他本人了。我的“计划”得逞了,看到他朝我走来的时候,我紧张到双腿都开始发抖,心里冒出各种“迷弟”般的感慨:他的皮肤怎么那么紧致?耳朵看起来都在发亮。他整个人看起来怎么那么年轻?眼角眉梢都是味道,发型也恰到好处……后来听工作人员说,我和他握完手后,是以小碎步的方式默默退到边上去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下场后,碰巧他又经过我的休息区,我想也没想,站起来朝他鞠了一个90度的躬,还问能不能单独合个影。刘德华答应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没带相机,看到边上有一个大叔扛着专业相机,就赶忙求他帮忙,没想到他其实是刘德华的工作人员。我有点儿窘,但刘德华非常善解人意地让我留下邮箱地址,还特别嘱咐摄影师记得把照片发给我。当晚一点多,我忐忑地打开电脑,合影已经静静躺在了邮箱里。我看着照片里的自己只能皱眉头,唯一的想法就是:唉,他真是比我好看太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那次义演我也遇到了成龙大哥,可惜没来得及说上话。幸而后来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少,逐渐熟悉起来,如今还能不时一起坐下来喝点儿酒。我告诉他我特别喜欢他的一部片子,没想到他摆摆手说,那是部烂片。

        在这些心仪的偶像面前,我会比平时拘谨一些。倒不是胆怯,而是又害羞又激动,有点儿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妥当。时间久一些我就会放松很多,不过我说的“久”是真的挺长一段时间——即使已经见过刘德华三次,在他面前我还是特别紧张,特别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自在地和他喝酒,聊个畅快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着香港电影长大的。即使知道当时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,许多电影也有粗制滥造或是虎头蛇尾的问题,但说起以前,总觉得随便挑一部出来都是经典。这种集体记忆也应该归功于当年香港电影的影响力和文化辐射力。如今内地的制作水准越来越高,合拍片已是大势所趋,但我心里很期待看到一些纯正的“港片”,处处烙上鲜明的香港地域文化印记,和独属于那个城市的悲欢离合。我也很想参演——但矛盾之处在于,身为大陆演员,我一加入就会把电影变成合拍片。如果有人翻拍那些经典作品的话我也很想参与,最好所有角色的造型、所有呈现的场景都复刻原版,应该会很好玩。不过一定会有人反对这种做法。留在记忆里的东西才永远美好,永远不会让人失望。

        当年在各个片场奔波的演员们,许多已经渐渐靠作品走上神坛,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创作的状态,敬业的态度也不曾因为“江湖地位”的变化而松懈了一丝一毫。成龙大哥去参加春晚的彩排,有几天时间持续得特别久,近半夜十二点还没结束。工作人员向他表示歉意,他却说:“我不辛苦,我只是在这里等着,辛苦的是你们。”有些细节他觉得效果不好,主动要求重录:“你们有要求,我对自己也有要求。”这些前辈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口碑,的确有让人信服的道理。

        还有冯小刚导演。他已经有了那么多成功的电影作品,转身竟然还拿下了金马奖影帝。我对他的一句话印象深刻,他说“导演”不是一个名词,而是一个动词。无论过去曾经获得过怎样的成绩,立下过怎样的里程碑,他们都不曾停下脚步,更没有一直回头留恋。他们的目光始终望着未知的前方,望着自己没尝试过的新鲜事。

        不管是什么类型、多具分量的奖项,它都只是对你某一个阶段的肯定。奖颁完了,就是全新的开始,它只代表过去,并不保证将来。今年你是最有价值的那个,但明年如果不够努力,就会被更出色的人代替。我得到“百花奖最佳男配角”,也许有人认为名不副实,也许有人觉得实至名归,但它已经过去了。我很感谢“金鸡百花”颁这个奖给我,它给了我这样的年轻演员一份沉甸甸的鼓励。它也在提醒我,如果有人认为我还不够好,我就应该更加努力去用作品获得肯定。重要的是,往后的每一步,我都要走得更扎实。

        身为演员,就要接受一个事实:每个人都会对你有不同的评判和看法,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,抱有不同的目的,很多时候,我们只是一个观点的投射对象而已。外面那些声音并不是最重要的,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里,前进的信心还是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肯定,与其去分析各种声音的来源和意义,不如更相信自己的感觉,更坚定心里的目标。

        复刻的假想

        如果可以从经典港片里选一幕来挑战,我特别想演《阿飞正传》最后的3分钟长镜头。梁朝伟曾在之后的采访中提到,他当时遇到了表演的瓶颈,那段时光自己好像无法从演员这个职业中找到满足感。拍王家卫的一条镜头他NG了27次,信心遭到了彻底摧毁,他怀疑自己是否根本不会演戏,半夜在家里闷声不吭地拖地板,把刘嘉玲吓了一跳。那之后一切反而豁然开朗,他才意识到,原来自己可以完成那种难度的表演。

        一次在颁奖礼上我碰到了王庆祥老师,他说起过拍摄王家卫的《一代宗师》时的状况。他是一个极其有经验的老演员,在拍摄的第一天翻来覆去全是NG。刚开始他还能扛住,后来心里实在受不了,就溜出去抽烟。梁朝伟和他讲,你千万稳住,过了这一段就好了。王老师说起当时的感觉,就是几十年的戏都白拍了,自己好像第一天站在摄像机前一样,什么都不懂。我想象过那种崩溃,也想体会一下被整个砸碎的感觉,看看那个过程之后,自己会露出什么模样。

        有时在电影里看到一些精彩的表演,我会在心里默默跟着演一遍,如果还不过瘾,就回家对着镜子再来一次。我很小的时候,有一个古怪的习惯,有时哭着哭着会停下来,突然开始笑——那一刻就是有点儿好奇,这样悲伤的时候,笑起来会是怎样的感受?那时完全没有表演的意识,回想起来,倒有点儿像一人分饰两角的游戏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印象最深的表演实践是和同学们一起玩Cosplay,演日本漫画《甲贺忍法帖》。当时大学里有个社团,很厉害,自己写剧本和台词,自己化妆、做造型。各校社团还会组织一起演出交流。汇演当天我扮演一个忍者,妆容特色就是把眉毛描到粗得很夸张。同学们有扮蜘蛛的,有扮老太太的,一群人在快餐店里化好妆,然后一起耀武扬威地上街打车。出租车司机一路战战兢兢,不时偷瞄我们几眼,到了目的地,看到满街都是各种奇怪打扮的人,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对喜剧也很有兴趣,有机会的话很想尝试《东成西就》类型的风格。最好有一群人带着我一起“玩”,这样更容易“放飞自我”。完全靠自己,我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顾忌,但是有好玩的对手一起搭戏,一群人一块儿疯,就特别有意思。能演好喜剧的人都很聪明,要用很高级的演技处理细节。让人由衷地笑起来,比让人掉眼泪要难上许多。

        拍摄时,我NG最多的状况都是笑场。最怕大家休息时闲聊,一个不小心就聊出了一个笑点……那完了。我和刘烨一起拍《建军大业》时就遇上了这样的情况。他扮演的是毛主席,戏份很严肃,可是我总觉得他随时会绷不住笑出声儿来。主席的眼神要在每个同志身上停留一会儿,我心里一直在暗暗喊:“别别别,别看我。”可他居然瞟了我一眼就迅速晃了过去。这让我分了神——“真是太坏了,那么不负责任!”念头一起,我立刻笑场。后来甚至一想到我们的目光快对上,我就忍不住笑场。简直成了一个过不去的坎儿。我和导演提出过能否尽量别让我们俩同框,导演当然不会同意。从此我吸取了教训,拍戏休息时别聊天,就怕遇上那些无可奈何的笑点。

        定义未来

        如果用年代来区分,我最喜欢拍现代戏。我特别期待出现一个真正高水准的作品,不是说现在没有好戏,但我的期待是出现一部可以重新定义偶像剧的现代戏。用手机来打个比方,虽然我们手里现在握着的小方块机器还叫“手机”,但它已经被重新定义,功能早就远远超过了打电话。

        过去的偶像剧大多功能单一,但就算是被认为充满老套狗血桥段的台湾偶像剧,也有让人感动的纯粹的力量。好作品不一定要背负上“讲述人生真谛”的重任,偶像剧市场也还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,题材和角度都还可以不断推陈出新。可惜,现在的市场状况往往是,一部《古剑奇谭》火了,“嗖嗖嗖”,一堆古装奇幻剧跟着出炉;《伪装者》火了,“嗖嗖嗖”,屏幕上立刻填满了各种谍战剧。制作方认为“观众喜欢看”,于是一个时期里电视剧的题材总是相似或重复,但其实,我们完全有能力创造出更多新鲜的东西,需要的只是多一些精雕细琢的耐心。

        以前许多演员被批“太土”,拍的剧又被说成“不够洋气”。我们这一拨年轻演员在成长的过程中挨的批评相对还算少,但心里其实一样着急,希望内容可以更多元化一些,制作的各个环节能够进一步专业化,质量可以比宣传更靠谱。我也曾经对一些作品抱以期待,但最后却只能无奈接受一个不那么尽如人意的结果。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,我希望和好的制作公司、好的剧本、好的团队合作。与许多制片人和导演见面时,我都会聊一聊自己的想法,不管成熟不成熟,都希望一起找到一些新的可能性。我希望我们除了缅怀追忆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氛围之外,也可以像那批创作者一样,齐心协力“玩”出一点新意。

        被动性是演员的职业属性之一。就算在表演时付出了120%的心力,效果也可能因为剪辑等等原因被削减。在外界眼里,我们这批年轻而且有了一些知名度的演员从来不愁资源,但实际上我们真正可以选择的范围很小很有限,特别是在电影方面。机会讲究天时地利人和,角色的选择过程中,有很多因素会左右最后的决定。我最重要的标准其实特别简单:自己喜欢。不管其他条件如何诱人,这关过不了,怎么也演不舒服。

        《真爱谎言》的导演高林豹,《活色生香》的导演何澍培,《老炮儿》的导演管虎,这几位都给了我极大的启发。他们不仅教会我如何去进一步理解角色,也给予了我成为演员的信心。管虎导演曾在媒体面前给过我很高的评价,我想,或许他最初对我也没抱什么期待。就算别人一开始对我没有充分的认可,我也不会介意。印象和事实不一定吻合,彼此都需要时间去进一步了解和磨合。

        拍摄《老炮儿》之前,我问了管虎导演一个特别的问题:“你能保护我吗?”我说的“保护”不是保持偶像光环,更不是维持外形上的那些既定印象,而是一种耐心。之前我没有参与过那么大制作的电影,没有和那么优秀的导演和演员合作过,我希望他不只是把我当作一个有名气、有人气的偶像小生,更不希望我的加入只能为提高话题度“做贡献”。我可以把自己彻底交给他,我相信他知道什么是最合适的。后来他告诉我,因为这个问题,他对我有了些不同的认识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,每一个机会对我来说都是学习的实战。我可以承认自己不够有经验,但不能忍受自己太笨。如果发生了没背下台词,或者记不住武打动作的套招之类的情况,我就会特别急,甚至会摔东西,或者干脆跑去边上骂自己:你就那么笨吗?你就做不到吗?其实情绪平复一下也就过去了,但我知道自己发脾气的动静有点儿大,现在也努力压着。我也担心,如果群众演员中正好埋伏着一个狗仔,随手录一条视频放上网去,又是一条“耍大牌”的罪证。可别人又怎么知道其中的前因后果呢?

        大家都爱掰扯“偶像”这两个字,很多人都避免往“偶像”上靠,毕竟,被公认为实力派的演员可以自称是偶像派,打趣“靠脸行走江湖”,大家还会觉得那是种范儿;但如果一个被定义为偶像派的演员说自己想成为实力派,有“艺术家”的梦想,好像反而自讨没趣——你有什么?根本什么都没有!

        有一段时间我总说自己就是“偶像派”,故意说“脸很重要,我就是靠这个”,这有那么点儿较劲的意味。曾经有人试图纠正我,甚至还有人认真地质疑:“你是不是觉得除了脸之外,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呢?”唉,这样游戏就不好玩儿了。过去对“偶像派”的定义现在还适用吗?就算是偶像派,一辈子就只能死守偶像派吗?我可以转型、成长、改变吗?

        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,我还没有找到最合适的应答方式,我之前的许多前辈,包括那些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中流砥柱们,也仍然被这个问题纠缠着。我不认为要刻意用某种方式让观众忘记我的形象,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和拍出真正好的作品,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。不能因为听到几句“你不会演戏”的评论,就要铆足了劲儿从外表上甩掉“偶像”的帽子——就算能甩掉,又能在一夜之间变身真正的实力派吗?别人如何定义我,我管不了;辛苦花上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改变别人的看法,我不会开心,也毫无意义。我只在乎如何达到自己的要求,我相信自己没那么差劲,有朝一日,也能成长为一个真正专业的演员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期待看到,我们的演员可以真正称霸整个亚洲市场,重振“雷洛探长”时代的文化影响力。如果我们这一代还做不到,那么我希望下一代的演员能够实现。那时候,无论是中国的电影、电视剧,还是中国的男演员、女演员,都代表着质量的最高标准,中国的影视工作者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得到真正的尊重。我希望自己还能保持一点儿心气,喊口号没意义,说理想太空泛,好好拍戏才是正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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