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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七章 初到香港


  
10月的香港,天气依然炎热。
按照原来的计划,轮船在香港停了几天后,又向南洋驶去,洪承达和阮英华以及福建会馆的人到维多利亚港为他们送行。
送别了众人,阮英华提议到港口附近的铜锣湾看看,洪承达表示同意。一老一少两人走在大街上,都被眼前的热闹所感动。沿街路上,大半是露天的,除了不少的大店铺外,大多数是一些食品摊子:有买咖啡的、水酒和啤酒的、云吞面的、稀粥和炒粉的,还有各色各样的甜品和小吃……,这里集中了福建、潮州、广州、台湾等各地的小吃。
喜爱厦门街头吃小吃的洪承达,一路上有一种痛快淋漓和无比亲切的感觉,这种感觉是在沦陷后的厦门是不曾有过的。这里面所有的人,不管是中国人、英国人、印度人、马来西亚人、新加坡人等,身份好像都差不多,他们都拖着木板屐,或穿着露着脚趾头的凉鞋,都那样的随便和自由。但是那些衣饰漂亮、颈项上挂着大金链、又戴上钻石耳环的女人,却显得装模作样,有一种优越感,动不动就给人一种轻蔑的眼色。但这些要与厦门岛沦陷区比起来,洪承达依然感觉得舒服。他们在一个露天的小摊前停了下来,他买了一瓶家乡的米酒,花钱买下来,揣进衣兜里。
这天的阮英华穿着洁白的短而窄的丝质衬衣,拖着长长的绉纱红裙,走起路来显得苗条和轻巧。她脚上穿着一双露出白嫩脚趾的凉鞋,戴上一顶遮阳的白帽子,看上去年轻漂亮。与洪承达的穿着相比,俩人倒像是一对父女。
阮英华对洪承达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佩,她主动地带着洪承达坐上无轨电车,让他尽情地领略和感受香港的不同。进入拥挤的车厢内,阮英华想办法替洪承达找到了座位,并给予了精心的照顾,洪承达心中很感动。更令洪承达没有想到是阮英华懂得许多语言,英国话、福建话、客家话、广州话,包括国语,她的知识丰富,思想敏锐,有正确的思想,有鲜明的正义感,这对于自己在香港,将会是很有益处和帮助的。
下了电车,他们走上一大段柏油被晒得松软的市郊便道。
洪承达忍不住地问:你上次告诉我说在哪家报社?
阮英华说:“是在华商报”。
洪承达又问:“你经常写一些社论和政论吗?”
“是的,除了社论和政论,还写一些文学作品。”阮英华说。
“好啊,政论能提升思想觉悟,文学作品能陶冶心灵,这些都是读者所需要的。不过更重要的是写政论。这是当前民众最需要的。”洪承达由衷地说。
阮英华笑了笑说:“洪先生所说极是,以后我会多写一些社论。”
“最好能写一些厦门方面的文章,让更多的人了解厦门民众所处于的水深火热,以引发更多人的同情与捐赠。”洪承仁感叹地说。
“我会朝先生的要求努力的。”阮英华说。
第二天,阮英华准时来到位于九龙的福建会馆,洪承达正摇着蒲扇乘凉。
阮英华走过来,将一份当天的《华商报》递给洪承达。报纸上的一则头版新闻吸引了他,他迫不及待地看起来。
原来《华商报》的头版赫然刊登着“视抗日为危途,极力宣传民族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,——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发表对日和平谈话”。
洪承达疑惑地问:这个报纸的消息可靠吗?
“这是英国路透社的报道,不会错的。”阮英华应答道。
洪承达充满疑虑地继续看下去,看着看着,他不由得双眉毛紧锁,目光沉重。报纸上公然写着:“1938年10月,日军进攻广州、逼近武汉。汪精卫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更加悲观,10月11日他在对德国海通社记者谈话中公开宣称,‘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,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,不过调停之能否成功,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。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,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。’”
洪承达看完愤怒地一把将报纸扔在桌子,“嚯”地站起来,痛声骂道:身为国防最高会议副ZX和国民参政会议长,汪精卫竟然公然背叛民族,倡言什么与日本侵略者“和平”,蛊惑视听,破坏中国抗战大业,典型的秦桧卖国求荣!
阮英华也生气地说:“这个汪精卫,看来是被日本人吓破了胆,患了严重‘恐日症’。爱国华侨、南侨总会ZX陈嘉庚曾致电汪精卫,告诫他‘敌暂时得意,终必失败,和平绝不可能’。他非但不听,还强词夺理说:‘盖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,并非矛盾,实乃一贯。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,何必拒绝?’”
“敌未出国前,言和即汉奸。我要公开发表文章,声讨汪精卫!”洪承达敲着桌子说。
阮英华说:“如此的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,必将遗臭万年,引众人讨伐之。您写好后,我马上拿去发刊。”
“请稍等!”洪承达说着来到书桌前,拿起手笔,神情严肃地写下“秦桧阴谋,张昭降计,岂不各有理由,其如事实何哉!万乞俯顺众意,宣布拥护抗战到底,拒绝中途妥协,以保令誉,而免后悔,不胜迫切待命之至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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