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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3章


朵拉经常来探望保尔,所以巴扎诺娃认识她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柯察金同志,我们约好了,临走前您得见见我父亲。还记得吧?我已经把您的详细病情告诉了他。我想让您接受一次他的检查。今天晚上就可以进行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保尔马上答应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当天晚上,巴扎诺娃带着保尔来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仔细地为保尔做了检查。巴扎诺娃也在,她还带回了X光片和所有的化验单。专家不仅回答了女儿的问题,还用拉丁文说了许多话。巴扎诺娃听得脸色苍白。保尔察觉到这些。他望着教授那有些谢顶的大脑袋,注意着他敏锐的目光,竭力想从中知道点儿什么。然而教授始终不动声色。

        保尔穿好衣服。巴扎诺夫教授很绅士地与他道别,说需要去参加一个会议,他的女儿会告知保尔检查结果。

        巴扎诺娃的房间格调高雅,精致脱俗。保尔倚在长沙发里耐心等着。但是女医生正犯着难,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,怎样解释。因为父亲告诉她,保尔体内那目前的医学水平尚无法治疗的致命的炎症正在日益加重。教授不同意再进行外科手术:“这个年轻人有瘫痪的危险,但我们却无法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做为医生和朋友,巴扎诺娃觉得不能实话实说。她揣度再三,决定向保尔透露一小部分实情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柯察金同志,我相信在叶夫帕托里亚做治疗会对您的病症帮助很大。到秋天时您就能回到工作岗位上了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她这样说,但她忘了保尔那正注视着她的目光有多锐利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从您的话里,或者更准确些,从您那无法说出的话里,我已经完全了解了我病情的严重性。您该没有忘记,我向您请求过,一定要告诉我真相。不必隐瞒,不用担心,我不会被吓昏,更不会绝望地去自杀。我只是希望知道自己的将来。”保尔表达他的愿望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巴扎诺娃还是很巧妙地扯远了话题。

        到了当天晚上,保尔仍未了解实情,不知道自己今后会怎样。临别在即,巴扎诺娃轻轻说道:

        “柯察金同志,别忘了我们的友情。在生活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如果您需要我,需要我的帮助或是建议,那就来信吧。我会尽我一切努力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从窗口,她注视着身穿上衣的保尔那高大的背影,目送他拄着拐杖,吃力地从大门口走向一辆轻便的出租马车。

        又一次来到了叶夫帕托里亚。人们头上顶着绣金边的小圆帽,脸膛黝黑,噪门粗大。旅客们经过十几分钟的汽车车程,就到了“迈纳克”疗养院——一座石灰砌成的二层楼房。

        值班医生带领新来的人去各自的房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同志,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?”他停在十一号房间门口,问保尔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那您就和埃布纳同志一块儿住这间吧。他是德国人,想找个俄罗斯室友。”医生边解释边敲门。

        屋里传来不纯正的俄语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请进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保尔走进房间,把手提箱放下。他转过身,看到床上一位金发男子正眨着一双漂亮有神、仿佛会说话的蓝眼睛。他正和蔼可亲地冲保尔微笑着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古腾摩跟,格诺赛。对不起,我想说,你好。”他改用俄语,同时朝保尔伸过手去。他那手指细长的手苍白而缺少血色。

        几分钟过去了,保尔坐在德国伙伴的床边,两人正在用“国际通用语”交谈——其实语言不很重要,主要是靠些单词,配合手势、表情进行猜测在了解对方。总而言之,他们用上了国际语中约定俗成的全部表达方式。

        保尔已经知道德国工人埃布纳在1923年的汉堡起义中大腿中弹,这次再次被迫卧床是因为早伤复发。他虽然病痛难耐,而始终斗志昂扬。这立刻赢得了保尔的敬重。

        保尔感到格外高兴能有这么好的一位病友同住。他不会从早到晚发愁哀叹自己的病情,相反,在跟他待在一起时甚至连自己的痛苦也能抛到脑后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可惜的是我一句德语也不懂。”保尔暗自遗憾。

        花园的一个角落里,一张藤桌周围放着几把摇椅和两辆轮椅,有五个人会在每天治疗后在这里泡上一整天,他们被其他人称作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埃布纳半躺在轮椅上。另一辆上坐的是被禁止步行的保尔。另外三个人,分别是:爱沙尼亚人魏曼,一个大胖子,在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;年轻女郎玛克塔·带琳,来自拉维脱维亚,是个外表像是才十八岁,有一双深褐色眼睛的姑娘;列杰涅夫,西伯利亚人,身材魁梧,两鬓斑白。很显然,这五个人来自五个民族:德意志、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俄罗斯和乌克兰。玛尔塔和魏曼会说德语,埃布纳就请他们做翻译。埃布纳和保尔同住一室,他又因和玛尔塔、魏曼有共同语言而亲近,而保尔则是因国际象棋与列杰涅夫相识。

        保尔曾是疗养院的国际象棋“冠军”,这是在英诺季夫·帕夫洛维奇·列杰涅夫到来之前。这个冠军称号是他在激烈的争夺战之后从魏曼手里夺来的。平日少言寡语的胖小伙子魏曼输棋后,一直心里不平衡,不服气,窝一肚子火。好在不久后,一个长相比他老五十岁,真实年龄却年轻得多的魁伟的老头儿入院。他向保尔邀战。保尔没有心存戒心,开了个后翼弃俗局。而列杰涅夫挺进中卒回应。作为一场“冠军”与新来棋手的比赛,观众自然有很多。然后在第九步时保尔发现,对方的小卒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稳步进军。他这才明白,自己遇上厉害角色了,不该轻敌。

        大战了三个钟头,保尔竭尽全力也未能挽回败局,不得不认输。他比所有观棋者更早看出比赛的结果。他看看列杰涅夫,对方正冲他微笑,显然他也早明白保尔败局已定。魏曼丝毫不掩饰对保尔吃败仗的希望,不过神情紧张观战的他始终什么也没发现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一向是战斗到最后一秒钟的。”保尔说。

        只有列杰涅夫懂得他的话。他赞许地点点头。

        五天里两人共下了十盘棋,结果是保尔七负二胜一平。

        魏曼高兴极了:

        “太谢谢您了,列杰涅夫同志,您终于把他杀了个落花流水了。活该!我们这些老将都被他打败了,可他终究输在了一员老将手里。哈哈哈!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如何,输棋之后感慨良多吧?”他转而讽刺被人打败的保尔。

        虽然保尔丢了这个“冠军”的荣誉称号,但他却结识了列杰涅夫,这位成为他后来的知己的令人尊敬的老者。输棋也并非偶然,保尔在象棋战术上只略懂一二,所以碰上真正精通于此的高手,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巧的是保尔出生那年正是列杰涅夫入党那年。他们恰好代表着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老一辈和年轻的一代。一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,蹲过沙皇的监狱,生活阅历和政治经验十分丰富;一个拥有大好的青春年华,八年的战斗历程比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。一老一少都是伤病缠身,但内心始终是火热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埃布纳和保尔的房间一到晚上就成了大家的俱乐部,成了传播政治新闻的发源地,每天都异常的热闹。魏曼酷爱黄色笑话,总想一吐为快,不过他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围攻。玛尔塔擅用巧妙辛辣的冷嘲热讽让他闭嘴。如若还不行,保尔就会给他当头一击:

        “魏曼,至少你该听听大伙儿的意见——恐怕你的‘幽默’不受欢迎。我可真不明白,你这么一位好同志怎么会开口闭口就讲这种……”保尔大吐不满。

        魏曼眯着小眼睛,噘起厚嘴唇,满脸嘲弄地环视一周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看来我们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下设上一个道德督察处,让柯察金担任督察长。玛尔塔身为女同志是天然的反对派,我可以理解。那么柯察金试图装成共青团里一个纯朴无邪的乖巧小男孩……说实话,这种鸡蛋教训母鸡的情形我实在看不惯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在一场关系到共产主义伦理道德的激烈辩论战后,黄色笑话问题被提到原则问题的高度来讨论了。玛尔塔把不同的观点翻译成德语讲给埃布纳听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黄色笑话不太好,保夫鲁沙说得对。”埃布纳说。

        魏曼只得就此认输,他嬉皮笑脸地扯开了话题,后来也没再听他讲过这种笑话。

        保尔从玛尔塔的外表判断以为她才十九岁,是共青团员。结果在一次谈话中他吃惊地得知,玛尔塔已经三十一岁了,1917年入的党,是拉脱维亚共产党机关内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。1918年,白匪曾抓住她判处枪决,后来苏维埃政府用白匪俘虏换回了她和另几名同志。如今她在《真理报》工作,并念完了大学。保尔不知道她用什么方法,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这个来看埃布纳、身材娇小的拉脱维亚姑娘已经成为“五人小组”里的重要成员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另一个拉脱维亚人等格科特是地下工作者,他爱扮鬼脸跟玛尔塔开玩笑:

        “亲爱的玛尔塔,你那可怜的奥佑尔正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在莫斯科急得团团转吧?这怎么能行呢!”

        每天清晨,总有响亮的公鸡的报晓声赶在起床铃一分钟前响起。埃布纳的鸡叫学得堪称一绝。疗养院的工作人员找遍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这只雄鸡,这令埃布纳颇为得意。

        月末,保尔的病情加重了,他不得不整日卧床,埃布纳十分难过。他很喜欢这个性格开朗从不愁眉苦脸的小伙子,可惜本应朝气蓬勃的他偏偏过早地失去了健康。他从玛尔塔那里得知,医生对保尔的未来不抱希望。埃布纳听了焦急万分。

        一直到离开疗养院,医生都没允许保尔下地行走。

        保尔没有在别人面前表露出痛苦,只有玛尔塔从他苍白的脸上看了出来。在应该出院的一周前,一封来自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信通知保尔延长假期两个月,还说根据疗养院的诊断书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恢复工作。同时,还随信汇来一笔钱。

        如同当年跟朱赫来学拳击,经受住第一拳时一样,保尔承受了这第一次打击。当年他被击倒,但他马上就站了起来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很意外地收到了母亲的来信。信上说她有个老朋友,叫阿尔宾娜·丘察姆,住在一个港口,有十五年没见面了。她的住处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,因此母亲关照儿子要去她那里看看。这封偶然来信对保尔此后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        一周后,病友们热情地把保尔送到码头。临别时,埃布纳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,像对待亲兄弟一样。玛尔塔没有露面,保尔没能向她告别就离去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二天早晨,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带到了一座带小花园的房子前。保尔请陪他来的人去帮忙打听,这里是否住着丘察姆一家。

        丘察姆一家五口。母亲阿尔宾娜已过中年,胖胖的,凝滞的黑眼睛常能看出哀忧,日渐衰老的脸上依稀有着旧时的风韵。两个女儿叫廖莉娅和达雅,还有廖莉娅年幼的儿子,最后就是体格肥硕的老头儿丘察姆。

        另外,他还有一个儿子乔治在列宁格勒。

        老头儿在合作社干活儿,达雅在外边做工。廖莉娅原本是个打字员,前些日子跟嗜酒的流氓丈夫离了婚。目前没有工作,在家里带孩子,做家务。

        保尔耐心地和阿尔宾娜讲自己所知道的家中的情况,并顺便探问她家的情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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