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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4章


二十二岁的廖莉娅淳朴善良,一头褐色的短发。从她的大脸盘儿上能看出她心里所想的一切。她和保尔一见如故,连家里不宜为人知的事也讲了出来。从她那儿,保尔知道老头儿在家不给别人自由,专制霸道,气量小,见识短,爱吹毛求疵,常在家制造紧张空气。因此妻子和女儿对他都十分厌恶。阿尔宾娜二十五年来一直跟他的专制抗争,两个女儿也站在她这一边,家里天天大吵小吵不断。

        另一个祸害是廖莉娅的弟弟乔治,一个彻底的浪荡子,自以为是,讲吃讲穿,爱吹牛又酗酒。他是母亲的心肝,中学一毕业就开口向母亲要钱,说要上莫斯科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去上大学,让廖莉娅把戒指卖了,你也卖点东西。用什么方法我不管,反正得给我弄到钱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乔治吃定了母亲对他的一味顺从,所以不知廉耻地一再利用。在姐妹面前他自以为高人一等。母亲想方设法从老头儿那里要钱,连同达雅挣的,一次又一次寄给儿子。但由于他入学考试成绩太差,被除名了,现在住在叔叔那里享福。他经常打电报威逼母亲汇钱给他。

        保尔直到黄昏才见到小女儿达雅,是母亲在过道悄悄告诉她有客人来了,她一脸腼腆地同保尔握手致意,脸红得直到脖子根儿。保尔没有马上就放开她那起了茧子的粗大的手。

        达雅今年十八岁,不是很漂亮。但一双栗色的大眼睛,弯弯的细眉,端正的鼻梁和唇线分明的红嘴唇,让她吸引力十足。干活儿穿的一件条纹上衣紧紧绷在她年轻而富有弹性的胸脯上。

        两姐妹分住两个房间,达雅外屋里放有一张小铁床和一只五斗柜,上边有些小物件,还竖着面小镜子。墙上贴着三十多张相片和图片。一盆深红色的天竺葵和一盆粉红的菊花摆在窗台上。一条淡蓝色的带子将薄纱窗帘拢在一旁。“达雅的屋里从没进过男人。可是,您让她破例了。”廖莉娅打趣道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二天晚上,大家在老人的房间里喝茶,达雅在隔壁自己的小屋里听着。老人搅着茶杯里的白糖,眼睛还不时地透过眼镜上方狠狠地瞪一眼在自己对面的客人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现在婚姻方面的新规矩真不怎么样。想结就结,想离就离,简直是无法无天!”

        老头儿咳嗽一声,他被呛了一下。缓过劲儿后他一指廖莉娅:

        “她就是,一声不吭地嫁给了那个混蛋,又一声不吭地离婚了。结果我最倒霉,让她拖来一个野种吃白饭。真不像话!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那么您认为她就该跟那个寄生虫生活下去?”保尔问,目光中似乎燃烧着火焰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该弄清底细再嫁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阿尔宾娜压下怒火,畏畏缩缩地插嘴道:

        “老头子,当着外人说这干什么?说点别的吧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老头儿猛地转身冲她嚷道:

        “该说什么我知道,轮不到你对我指手划脚!”

        这天夜里,保尔思索着这家人的情况,他偶然间卷入了这场家庭纷争。他思考着该如何帮助母女三人解脱出来。对于他自己,生活进程意外停止,眼前摆着一堆难以解决的问题,此刻该如何决断比任何时候都要困难许多。

        只有一条路,就是这母女三人离开老头儿,离开这个家,但这并非易如反掌的事,他对此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几天后他就要离开这儿了,也许与他们再无相遇的机会,随它吧,何必在这小破屋子里掀起波浪呢?可是一想起那个老头儿可憎的派头,他又烦闷起来。他设想了几套计划,都觉得不恰当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二天是星期天,保尔外出回来时,看见达雅一个人守家,其他人都去串亲戚了。他走进她的房间,感觉到一阵疲劳,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怎么不出去散散心?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我哪儿都不想去。”她细声细气地说。

        保尔想起昨夜的思索,决心讲讲。

        为了避免受他人干扰,他开门见山,语速急切地说:

        “达雅,听我说,咱俩之间用‘你’来相称吧,何必那么客气呢?我就要走了,很不巧,我现在正是处境艰难的时候,不然咱们肯定有办法扭转局面。要是一年前,我能带你们跟我一起离开。你和廖莉娅勤劳勤恳,一定能有份好工作。是跟那老顽固一刀两断的时候了。不过,现在我没办法这么做。我自己的将来会怎样我还不清楚,所以我无能为力。不过,我会尽力去争取恢复工作。天知道医生们是怎么诊断我的病的,同志们竟然让我无休止地休养下去,这种境况一定会改变的。我会给母亲写信商量一下,咱们好好合计合计,反正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,但,达尤莎,你们,特别是你的生活必须改变,这无庸置疑。你愿意吗?你有这样的力量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达雅抬起头,轻轻回答:

        “我愿意,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力量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没关系,达尤莎。只要你愿意,咱们就好办,告诉我,你留恋你的家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达雅很吃惊他会这么问,愣了一会儿才说:“我很同情母亲。”她说:“她一辈子都受父亲欺负,现在又加上乔治。我很担心……只是她更爱乔治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他们聊了好久,直到家人都快回来时,保尔才开玩笑地问:

        “奇怪,那老头儿怎么没把你嫁出去呢?”

        达雅慌乱地直摆手: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不嫁。廖莉娅的遭遇太让人心酸了,我绝不会结婚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保尔笑容满面:

        “看来你已下定决心了?可要是突然有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向你求婚,态度诚恳,你又该怎么办?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不会结婚的,他们在外边来回转悠时个个都不错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保尔把手搭在达雅肩上,谅解地说:

        “行,不嫁人照样能过好日子。不过你心肠真硬。幸好没误会我在向你求婚,否则我就难堪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达雅一脸羞涩。保尔见状用他冰凉的手抚摸了一下她的手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要是你找对象,不会找我们这样的人的。”达雅喃喃自语。

        几天后,保尔乘上前往哈尔科夫的火车。去送行的有母女三人,还有母亲的妹妹罗莎。临别,保尔亲口向阿尔宾娜许诺,会帮助廖莉娅和达雅冲破牢笼的。她们像送亲人一样送别保尔,达雅眼中还泛着泪花。保尔久久地透过车窗望着廖莉娅和挥舞着白手绢、穿着条纹上衣的达雅。

        到了哈尔科夫,保尔不想打扰朵拉,就在朋友彼佳·诺维科夫那儿暂住。稍作休息,他就乘车去了中央委员会,见到了阿基姆。等到只有他们两个人时,他要求能尽快安排工作。但阿基姆摇摇头:

        “保尔,不行。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医务委员会有决定:‘鉴于病情严重,应送至神经病理学院治疗,’不予恢复工作”。

        阿基姆,随他们怎么写,我只想工作,求求你,到处转院是没用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阿基姆表示反对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不能违反决定,保夫鲁沙。这才是对你负责的表现。请你理解。

        可保尔势不罢休地要求,让阿基姆无法招架,只好答应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二天,保尔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。本以为一上班精力就能恢复,谁料第一天他就明白自己错了。他在科里一坐八个小时,没去吃饭,因为没力气去三楼,去隔壁的食堂。一会儿这只手,一会儿那只脚,常会麻木一阵,有时全身没法动弹,还发高烧。到了要上班的时间,他会突然酸软疲惫,无法起床。发作一阵后,他无奈地看到自己已经晚了一个小时。因为经常迟到,他挨了批评。他心里清楚,最可怕的事终于要降临了——他得离开队伍了。

        阿基姆再次帮忙为他调了工作。但一个多月后病情更加重了:他卧病在床了。保尔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嘱,就给她写了封信。女医生当天就赶到了,保尔从她那儿得知:他用不着非住院不可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看起来,对于我的情况,治疗已经是画蛇添足了。”他想说句俏皮话,但根本笑不出来。

        待稍稍复原了一点,他又跑到中央委员会。这回阿基姆坚持要保尔去住院。保尔倔强地说:

        “我绝不去。那一点儿用也没有。这是专家告诉我的。我只有一条道可走:退休,领抚恤金。但我也决不走这条路,我不能不工作。我才二十四岁,不能用残废证养自己一辈子,不能明知无望还四处寻医治病。你们应该给我一份合适的工作,我在家干,或是在机关安张床。只要求别让我去做管理登记发文编号的文书,给我一份让我踏实的工作,让我感到自己还跟大家在一起!”

        他越说心情越激动,声音越大。

        阿基姆理解这个不久前还心中热情如火的青年此时怀着怎样的心情。他深深明白保尔的痛苦,知道要让已把生命献给了党的保尔脱离战斗、退居后方那有多么可怕。于是他决定帮他一把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好吧,保尔,别急。明天书记处开会,我会提出你的问题,帮你争取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保尔吃力地站起来,伸出手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阿基姆,千万别以为命运能把我压垮,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,”他使劲抓过阿基姆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,让他感觉到自己微弱而急速的心跳,“只要我活着,就休想让我离开党。只有死亡才能把我拉离战斗行列,老大哥。请记住这一点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阿基姆沉默了,他知道这不是空谈,而是一名受重伤的战士发自内心的呐喊。他明白,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这番感受,说出这番话语。

        两天后,阿基姆告诉保尔,他可以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任一个重要职位,但必须先接受考核,看他是否有文学功底。

        在编辑部保尔受到亲切接待。副主任是位女性,老地下工作者,目前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任职。她提出一些问题:

        “同志,您的学历?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小学三年级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党校或政治学校学习过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没有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哎呀,没关系,依靠实践也能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,阿基姆提过您的经历,我们有个在家就能胜任的职务。总之我们可以为您行些方便的。不过,您必须知识渊博,特别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这番话让保尔深感不妙。谈了半个小时,他知识面不广的缺点暴露出来了,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被她用红笔圈出三十多处语病,还有不少拼写错误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柯察金同志,您很有才华,只要下够功夫您定能成为文学家。不过目前您的文字不太通顺,看得出您还没能掌握好俄语,这不奇怪,因为您没有学习的时间。抱歉的是我们不能聘用您。但需要重申:您很有才华,您这篇文章稍事加工就能成为佳作。不过,我们需要的,是擅于加工别人文章的人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保尔拄着手杖站起来,右眉毛挑动着:“好,我同意。我怎能成为文学家呢?我曾是个好伙夫,好电工,会骑马,会做团员工作,但在文学战线上,我就是个劣等兵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他告别后走出了房间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差点儿在长廊拐角处跌下去。一个夹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搀住他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同志,您怎么了?脸色可不太好!”

        保尔几秒钟后才缓过来,他轻轻挣脱她的手,吃力地拄着手杖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从这天起,他的病况越来越糟。上班是没戏了,躺在床上的日子渐渐增多,中央委员会停了他的工作,还让社会保险总局发抚恤金给他。他有了抚恤金,也领了残废证。中央委员会还给他一笔钱和个人档案,让他可以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时,玛尔塔来信要保尔去她那儿,休息一阵子。保尔正好打算去莫斯科。他依然暗自希望能去联共中央委员会试试,看有没有不用走路的工作。然而到了莫斯科,大家都是要他治病,并要安排他进最好的医院。他谢绝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保尔借住在玛尔塔和她的朋友娜娃·彼得松的公寓里,已经有十几天了。玛尔塔和娜佳天天早出晚归,他则整天独自在家。

        保尔废寝忘食地读着玛尔塔丰富的藏书,夜晚,玛尔塔常有女客前来,偶尔也有男同志。

        丘察姆母女三人写了几封信来要他前去,她们的日子越来越难,等待着他的援助。

        一天早晨,保尔·柯察金离开了鹅舍胡同,离开了这安宁的住处。列车带着他驶向南方,走向大海,离开了绵绵秋雨,去到克里木南部的温暖海滨。望着窗外一根根飞速向后的电线杆,他紧蹙双眉,黑眸里迸射出坚强的毅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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